许庆琦：后疫情时代，“一带一路”有何新内涵？

在6月下旬的“一带一路”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，中方提出，疫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绿色和可持续的复苏，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应把绿色发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，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作为优先任务。外国智库专家如何看待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？对后疫情时代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有何展望？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近日接受独家专访。采访实录摘编如下：

记者：您如何评价绿色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绿色属性的增长能为“一带一路”带来哪些新内涵、新发展方向和新增长点？

许庆琦：将“一带一路”打造成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的初心与愿景。2015年发布的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明确提出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，加强生态环境、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。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《关于推进绿色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指导意见》与《“一带一路”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》，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列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重要内容。

后疫情时代的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把绿色发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，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作为优先任务，体现了中国建设绿色“一带一路”的决心和对世界的承诺，对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《巴黎协定》作出积极贡献。

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，低碳、循环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。

后疫情时代的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应注重节能减排，注重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开发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资源的使用，使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融入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潮。

记者：有人指责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是为转移污染行业，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？

许庆琦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涉及土地和民生问题，易被西方媒体炒作和政治化。实际上，各国都有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机制与法规，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均须符合所在国生态环境法规。

马来西亚的中资玻璃厂、光伏制造厂、钢铁厂等并未出现污染问题。例如中国交建所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设计了44条隧道和27个野生动物通道，防止破坏森林，保护生态环境。

又如中国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卡拉高速公路，沿线植树近30万棵，植草面积500多万平方米。肯尼亚蒙内铁路建设过程中，中国企业在铁路全线设置14处大型野生动物通道、61处桥梁和600多处涵洞，以保障动物自由迁徙。

事实证明，指责“一带一路”转移污染行业、破坏项目所在地环境的说法，是站不住脚的。

记者：中国在发展方式上的转型和在绿色发展上的努力，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参考？

许庆琦：中国强调绿色发展的经验值得各国参考与借鉴。发展中国家不能重复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的发展道路，应该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，强化环境保护的法规效力，利用市场机制来保护环境，以绿色金融鼓励绿色投资。

有数据显示，过去10年中，中国平均每年净增加森林面积193.7万公顷。目前中国走在太阳能技术和低碳交通的最前沿，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可再生能源或将占其能源消耗总量的20%。

我同意这种说法：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、贡献者、引领者，建设清洁美丽的中国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与贡献，彰显了中国的国际道义责任。

记者：您如何看待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在抗击疫情及疫后经济重建方面的合作？

许庆琦：新冠疫情冲击下，“一带一路”相关项目难免受到影响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仍然稳健增长，为各国抗疫情、稳经济、保民生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
2020年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额皆逆向增长，贸易额达9.37万亿元人民币，增长1%；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178亿美元，增长18.3%。

在全球海运、空运因疫情影响受阻的背景下，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同比增长50%，通达欧洲21个国家，92个城市，降低了疫情对中欧产业链、供应链合作带来的冲击和影响。

中国在有效控制疫情后迅速恢复生产，向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和派遣医疗队，并与沿线国家开展了疫苗研究与生产合作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具备韧性和活力，成为疫情下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疫后经济重建的推动器。

生态领域合作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点内容。新冠疫情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，“一带一路”为疫后复苏提供绿色创新动能，相关国家应在绿色基建、绿色能源、绿色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、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。

疫情加速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。据一项针对全球两千多家企业的调研发现，新冠疫情将全球的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至7年。电商贸易、智能制造、远程教育与医疗、数字金融等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。

记者：对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您是如何理解的？

许庆琦：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基于“共商共建共享”原则的跨国经济合作机制，主要是中国与参与国的双边合作，不排除与第三方或多方合作。

“一带一路”是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，不是中国的外援工程。推进坚持市场运作，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。“一带一路”的项目是参与国提出的，不是中国强加于所在国身上。

“一带一路”的基础设施项目，如铁路、港口、发电站、公路与工业园等既带动了所在国的经济发展，也有利中国国际贸易与投资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。

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的一些项目，如中国-中亚天然气管道、中缅油气管道、中巴经济走廊、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，减少了中国油气与货物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。中国是因参与这些项目的建设而间接获得战略收益，那种指责“一带一路”带有战略目的言论是本末倒置，混淆因果。

相比之下，美国参议院2018年10月通过了针对“一带一路”的“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”，美国著名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在评论该法案时毫不掩饰地指出，“新的美国发展金融机构(DFI)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繁荣，同时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”。

6月举行的G7峰会采纳一项由美国倡导的全球基建新计划，欲与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分庭抗礼。对此，我认为中国不必过于在意美方的意图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，发展中国家欢迎任何可以为基建项目提供合理条件融资的国际倡议。

记者：您对中国及其他沿线国家如何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有何预期和展望？

许庆琦：新冠大流行改变了世界，国际新格局下的“一带一路”需有新的内涵，可着重开发在加速经济复苏、改善民生和促进民心相通上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经济合作项目。

最新发布的《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》显示，新冠疫情抹去了数十年的发展成果，2020年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1.19亿到1.24亿人。“扶贫济困”也可成为后疫情时代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新内涵，中国的扶贫经验可为有益借鉴。

疫情凸显出信息通信技术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。后疫情时代可大力推动建设“数字‘一带一路’”，加强跨境电商、智慧城市、远程医疗与教育、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合作。

气候变化与新冠疫情给世界粮食安全敲起了警钟。中国与一些国家在粮农生产领域有很强的互补性，可加强农业科技领域合作。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草药资源丰富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保健品市场需求增加，中国同东盟国家在中草药领域的合作潜能巨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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